https://www.ccpph.com.cn/XSDT/202209/t20220922_293402.htm
【摘 要】“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是毛澤東黨報思想中關于黨性原則問題的一個重要觀點。經過黨的幾代領導人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幾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不斷實踐和創新，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重要內容，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重要的指導方針和工作原則。現對這一觀點提出的歷史背景、理論內涵、實踐過程與當代價值作系統闡述，并深入探究其理論內涵及當代價值，對于我們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黨的新聞事業百年來不斷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的理論品質，以及在錯綜復雜的斗爭環境中不斷凝聚思想共識、創新科學理論的探索精神，進而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制度、豐富發展世界無產階級新聞學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黨報黨性；歷史背景；理論內涵；實踐過程；當代價值
“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是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提出的一個關于黨報黨性問題的重要觀點。它雖然形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卻成為毛澤東以后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對黨報工作，特別是對黨報堅持黨性原則的基本要求，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重要內容。
1948年8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文稿的第三次稿中，加寫了以下一段話：
各地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并不得在宣傳中將中央和受中央委托執行中央的路線、政策和任務的機關（即各中央局、分局、軍委分會和前委會）相平列。相反，必須公開向黨內外申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機關是執行中央的路線、政策和任務的。各中央局、分局、軍委分會和前委會在發出自己的決議、指示、命令和訓令時，亦必須注意此點，不得將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黨內軍內將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響。①
在這段文稿中，毛澤東表達了三重含義：一是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二是黨報不得在宣傳中將中央和地方黨、軍機構相平列；三是地方黨、軍機構在發布政令時，不得將自己和中央相平列。前兩句是針對黨報所言，后一句則是針對地方行政機關和軍隊所言。三句話中有三處出現了“必須”、兩處出現了“不得”的字眼，可見毛澤東對所表達觀點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有著深刻認識。
本文試圖探究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何在那個時候提出“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觀點？這一觀點的理論內涵是什么？作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它經歷了怎樣的實踐過程？具有哪些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歷史背景
進入1948年后，人民解放戰爭到了一個重大轉折點，全國范圍的勝利已了然在望。在根據地，隨著《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和實施，土地改革運動正熱火朝天地進行；在解放區，隨著一些大中城市的先后解放，這些新收復城市千頭萬緒的工作提到了面前。不僅如此，隨著國統區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進一步加強，愛國民主人士和廣大學生紛紛加入到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陣營中來。新的形勢發展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團結領導根據地、解放區和國統區的社會各階層，以奪取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然而，黨對包括新聞宣傳工作在內的各項工作的統一領導問題，在當時卻受到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影響，面臨著一些困難和考驗。
一是客觀方面地理環境和工作環境的影響。抗日戰爭期間，在日偽軍猛烈“圍剿”掃蕩和實行包圍分割的戰術下，各抗日根據地為了生存和發展，保持著較大的自治權。有學者指出，“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及中央在戰役戰斗上是放手讓根據地及主力軍負責人去指揮的”。②這種形式上“分而治之”的客觀局面，造成了新聞宣傳工作的各行其是，在一些宣傳人員中出現了鬧獨立性，與中央發布的決議、路線和方針相違背的嚴重現象。③中共中央針對這種情況，專門發布了要求各根據地統一對外宣傳口徑的指示，指出“一切對外宣傳均應服從黨的政策與中央決定”。④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收復了大量中小城市，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各自為政、相對獨立的局面已經結束，解放區的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轉變，在此種形勢下，對解放區實行黨、政、軍、財的統一領導迫在眉睫。
二是主觀方面無紀律和無政府心理狀態的影響。受長期在游擊戰爭環境中相對獨立軍事行動的影響，造成根據地黨政工作和宣傳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毛澤東1948年在關于土地改革工作和黨的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到了這一嚴重現象，他認為這種“事前不請示 事后不報告”的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對革命利益造成的損害“極為巨大”。⑤這種無紀律無政府的現象在黨報宣傳上也表現得很明顯。1948年2月，中共中央對土地改革工作中犯“左”傾錯誤的指示指出：“各地宣傳部從來沒有或很少向中宣部請求指示宣傳方針及作報告，幾乎完全各行其是，各中央局及分局對于宣傳方針也不是都抓得很緊的，也沒有向中央請求指示及作報告。”⑥
這種心理狀態的形成，既與客觀地理和工作環境有關，也是各抗日根據地長期被敵軍包圍分割的結果，中共中央在1948年的九月會議通知中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地方黨政和軍隊的“自治”，既讓各根據地“度過了長期的嚴重的困難局面”，但同時，“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⑦
面對客觀環境和主觀心態的雙重影響，為適應戰爭形勢的迅速變化，中國共產黨在加強黨的統一領導上作出諸多努力。1948年1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迅速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把一切必須和可能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⑧，從1月到9月間，中共中央發布了多條強化黨的紀律、嚴格請示與報告制度建設的指示。⑨
毛澤東始終把宣傳工作視為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抓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發給華中局代書記陳毅、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林楓的電報中，就要求根據地的宣傳“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⑩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嚴格黨報和通訊社的宣傳紀律尤其重視，1948年6月他在回復華東局對一年來辦報情況報告的指示中，嚴肅要求各地黨委對報紙、通訊社等重要宣傳機關要負起領導責任。?兩個月后，他在中共中央關于請示報告制度的決定第三稿的起草過程中特意加上了本文開頭的那段話。
二、理論內涵
（一）明確表述了黨報的任務使命
中國共產黨對黨報任務使命的認識，直接借鑒于列寧對黨報性質使命和功能任務的定位。1905年，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概括了黨報的職責使命，指出黨的出版物應當是“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黨報工作者應是黨組織中的一員，應該隨時“向黨報告工作情況”。?
中國共產黨自土地革命戰爭開始的斗爭實踐中逐步體會到黨報是列寧所說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因為報紙廣泛的傳播面和迅速的傳播速度是會議或文件所不能比的，黨報已經成為“影響人們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因此，毛澤東提出黨報作為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必須承擔起“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職責使命，同時基于黨報在解放戰爭中作為黨的“最有力的工具”在執行黨的中心任務方面所擔負的責任，強調了加強黨對黨報的統一集中領導的重要性。
（二）再次重申了黨報的黨性原則
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通過的決議就對中央和地方出版物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要求其不得刊登“違背黨的方針、政策和決議的文章”?。1942年2月，在《解放日報》改版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嚴肅指出了《解放日報》存在“黨性意識不強”的問題，批評報紙做了外國通訊社的義務通訊員，對黨的政策和群眾活動報道的篇幅非常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其后，通過延安整風和《解放日報》改版，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已成為黨報工作者的共識，成為檢驗黨報是否有黨性的重要標準。劉少奇在1945年中共七大會上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再次明確指出黨報必須宣傳“中央機關與上級組織的決議與所定的政策”。?
由此可見，“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觀點，是毛澤東對黨報黨性原則的再次重申，也是對黨報必須把宣傳貫徹黨的綱領主張的思想政治要求轉化為明確的工作紀律要求的新表述。
（三）深刻闡述了黨報制度建設的根本方向
毛澤東特地在《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以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第三稿中加上“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這句話，不僅是出于嚴肅黨報工作宣傳紀律的考量，而且是將其作為黨報制度建設的根本方向提了出來。
中國共產黨的黨報工作制度在延安時期已經趨于成熟，其內容簡言之即實行“黨管媒體”，以及“全黨辦報”的制度。而在解放戰爭逐步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急需為解放后的各項黨政工作、制度建設做好準備的時候，黨報作為黨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重要武器，其制度建設也必然被納入黨的工作范疇之中。
當時，《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就從政治、軍事、經濟、文教宣傳和黨務五個方面規定了“何者決定權屬于中央，何者必須事前請示中央”。?然而在遞交給毛澤東的決議中，黨報工作作為文教宣傳工作的重中之重，關于制度建設問題卻沒有被強調。這種情況與前期各地黨報頻繁出現的無組織無紀律問題構成主要矛盾，這讓毛澤東深感關于黨報的制度建設問題已迫在眉睫。
在關于黨報的制度建設中，最緊要的一條就是嚴肅黨的宣傳紀律，加強黨對各地黨報的集中統一領導，增強黨中央的凝聚力和權威性，更好地領導即將走向全面勝利的人民解放戰爭。而在新中國成立后，“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作為黨報制度建設的根本方向，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基本方針和工作原則。
三、實踐過程
“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觀點，直接來源于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黨報理論。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自身在革命、建設時期豐富的新聞工作實踐，繼承、發展和創新了這一觀點，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重要內容，成為指導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根本原則。
（一）發端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善于利用黨報宣傳黨的政策，加強對實際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第一個機關報《向導》在1925年中共四大通過的決議中被視為“本黨政策之指導機關”?，1931年中共中央規定以黨報社論替代政治通告，作為“政治上的分析與策略的指導”?。1942年3月中宣部發布《為改造黨報的通知》，提出黨的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這樣的報紙“才是名副其實的黨報”?，改版后的《解放日報》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意志，顧及黨的影響，成為黨堅強有力的輿論宣傳陣地。1942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之間關系的決定》，標志著“黨的領導的一元化”原則正式確立，形成了“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管理模式。
在解放戰爭的復雜形勢下，戰況的瞬息變化對新聞宣傳工作落實“黨的領導的一元化”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前期對黨報工作人員的思想政治要求必須盡快轉變成明確的工作紀律要求。1948年6月，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正式確立了宣傳工作紀律方面的制度。8月，毛澤東補充的“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既是中國共產黨對列寧黨報理論的繼承，也是在革命戰爭環境下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直接要求。
（二）深化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經歷了由革命黨向全國執政黨的身份轉變，黨報工作也需進行進一步調整，以適應新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意識形態的要求，而“政治家辦報”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黨報黨性原則問題認識上的一種深化與發展。
1957年二三月間，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先后召開。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人民日報》對會議只發了簡短新聞，未作評論，而對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則連新聞也沒發。毛澤東召集胡喬木、鄧拓等人，對報紙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提出“報紙的宣傳，要聯系當前政治”，要重視具體宣傳中央的每一重要措施?，當年6月，毛澤東召見胡喬木和吳冷西時，提出了要“政治家辦報”的觀點。1959年6月，他在跟吳冷西的談話中再次提出了“政治家辦報”的要求。
“政治家辦報”，是“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觀點在新形勢下的深化與發展。它對黨報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政治要求，即要能“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堅決杜絕辦報人不服從黨的領導、跟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唱反調、出現同黨委鬧獨立性的問題。
（三）發展于改革開放新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各行各業煥發出蓬勃生機，但一些錯誤思潮也隨之出現，在社會上和群眾中造成了負面影響，影響了國家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面對這種形勢，1980年1月，鄧小平在干部會議上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其中黨報黨刊須發揮其宣傳引導作用，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同時，鄧小平在會上再次重申要加強黨的領導和增強宣傳工作的紀律性，指出“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
20世紀80年代中葉，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開始擴散蔓延，嚴重危及社會主義建設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1987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通知，指出在新的形勢下，黨的新聞事業“必須在黨的領導下，無條件地宣傳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成為黨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輿論陣地。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江澤民對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性質地位、使命任務、工作原則等作出許多新的理論闡釋。他指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也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黨性原則。他強調新聞工作要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宣傳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成就。?1996年1月，他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宣傳工作緊密相關，必須把握好宣傳方向，把宣傳陣地“牢牢地掌握在我們黨手里，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
進入新世紀以來，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輿論格局，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面對輿論格局的新變化，指出新聞宣傳工作必須“講大局、講原則、講紀律”，提出三個“不允許”，即“不允許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唱反調，不允許發表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和中央精神的言論，不允許傳播混淆視聽的政治謠言”?。這些講話繼續重申了在新的歷史階段黨的新聞事業必須始終堅持黨性原則，無條件地宣傳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工作原則。
（四）創新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管媒體”和“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等重要理論觀點，對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和新聞輿論工作作出許多創新性的理論表述。在2013年“8·19”講話中，他強調了堅持黨性原則的內涵，其核心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要時刻體現出“三個堅定”，即“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宣傳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堅定宣傳中央關于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在2016年“2·19”講話中，他強調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并指出新聞輿論工作“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以及“要增強看齊意識”和“要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等。?
習近平從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高度，強調了新聞輿論工作要始終堅持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統一，要把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服務人民相結合等，這些觀點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新聞工作黨性原則的認識又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四、當代價值
“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觀點，雖然是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提出來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便始終堅持把列寧黨報理論同中國共產黨黨報工作具體實際相結合，將加強黨對黨報的領導作為堅持新聞工作黨性原則的內在要求。這一觀點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革命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和輿論支持，也成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重要的指導方針和工作原則，并逐步形成了以“黨管媒體”為核心的新聞管理制度，成為黨的新聞工作始終不渝，長期堅持的指導方針，體現出鮮明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政治原則：凸顯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絕對領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長期的斗爭歷程中,始終重視黨對意識形態、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問題。中國共產黨一大通過的第一個決議就規定出版工作“均應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在《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的內容中，也強調了黨中央對黨的出版物的核心領導地位，決不允許出版機關任意自主、有違反黨的政策的行為。?
毛澤東提出“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觀點，是對以往這些決議的高度凝練和概括，它凸顯了黨中央對意識形態工作重要性的高度關注和清醒認識，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列寧黨報理論同中國共產黨黨報工作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的政治原則和宣傳紀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有關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講話和論述中都突出強調了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指出黨中央在意識形態上的核心領導地位。在2013年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講話中，他指出宣傳工作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在2016年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他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這些講話和論述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對新聞輿論工作提出的剛性要求，它繼承了“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觀點所承載的思想內容，強調任何時候都要堅持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絕對領導。
（二）制度建構：形成“黨管媒體”為核心要義的新聞管理制度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它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列寧及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影響，在創建黨報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對“黨管報刊”有明確認識并將其付諸于實踐。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將全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統一在宣傳部的領導之下，并且作出宣傳部必須接受黨中央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規定。?“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觀點，是毛澤東對建黨以來各種決議和指示中關于黨報工作黨性原則問題的精辟總結。這一觀點的提出，也由此開啟了新中國成立后以“黨管媒體”為核心要義的新聞管理體制。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新聞事業管理體制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由政府管理到黨和政府共同管理，最后確立以“黨管媒體”原則為核心特征的時期。?“黨管媒體”的原則要求各級新聞單位必須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無條件地宣傳黨的路線和政策，同時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堅持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并且要始終堅持“政治家辦報”，要讓一批擁有堅定政治立場、嚴格政治紀律、較高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的人走向新聞工作的領導崗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黨管媒體”原則作出重要論述。他在視察解放軍報社的講話中指出，“要堅持黨管媒體原則，嚴格落實政治家辦報要求”，確保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權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提出“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并強調無論什么時候“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不能變”?等重要觀點。
這些講話和論述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中國共產黨對“黨管媒體”原則作出的新規定，提出的新要求，說明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有了更加明確的制度安排和更加嚴格的管理規范。
（三）實踐方向：促使黨媒成為黨堅強有力的宣傳輿論陣地
中國共產黨是由“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組成的工人階級政黨。列寧認為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意識的獲得，需要從外面加以“灌輸”。?因此，中國共產黨從創立起就極為重視宣傳思想工作，積極創建黨的出版物作為黨的宣傳輿論陣地。從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創辦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強調無產階級黨報的政治性和戰斗性，并且明確將黨的出版物作為黨的言論機關、宣傳工具和輿論陣地。《紅旗日報》把“成為全國廣大工農群眾之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喉舌”視為報紙“偉大的任務”?，改版后的《解放日報》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把“成為一張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因此，“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是黨報成為“完全的黨報”的內在要求，是黨報成為黨的堅強有力的宣傳輿論陣地的前提條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不斷強化“陣地意識”，特別是把占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輿論陣地，作為做好新時代新聞輿論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指出宣傳思想部門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職責，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同時強調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必須抓在黨的手里，必須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
當下，傳播技術的變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媒體格局，也改變了傳統的輿論格局，形成了全新的輿論生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進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實現融合發展，將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擴散延伸至新興媒體領域，是鞏固和壯大黨的宣傳輿論陣地的必然選擇。
五、總結與思考
通過以上對“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觀點形成發展過程的歷史回溯、理論分析、實踐梳理和價值探究可以知道，它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新聞思想同我國黨報工作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核心內容，是黨指導當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與時俱進、深化改革、繼續發展的核心政治原則和制度建構要求。
因此，系統梳理“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觀點形成與發展的過程，探究其理論內涵與當代價值，對于我們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黨的新聞事業百年來不斷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的理論品質，以及在錯綜復雜斗爭環境中不斷凝聚思想共識創新科學理論的探索精神，進而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制度、豐富發展世界無產階級新聞學有著重要意義。
[本文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研究（1921-2021）”（項目批準號：19ZDA321）資助]
注釋：
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7頁。
②應星：《軍事發包制》，《社會》2020年第5期，第1-33頁。
③典型的一個事例是，1942年10月18日新華社晉西北分社發表了國民黨將領鄧寶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軍五周年的紀念賀電。鄧寶珊是開明的國民黨將領，在他的部隊駐扎陜西榆林期間，鄧寶珊與陜甘寧邊區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并對蔣介石下令封鎖邊區的政策采取消極抵制的態度。新華社晉西北分社沒有遵照毛澤東的明確指示“此類電報只能口傳，不能發表，以免影響鄧寶珊之地位”，而將賀電公開發表，一方面將鄧將軍陷入了危險境地，另一方面也對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了負面影響，事后毛澤東嚴厲指責了新華社晉西北分社的宣傳工作違反了黨的政策。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98頁。
⑤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2頁。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183頁。
⑦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6頁。
⑧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4頁。
⑨這段時間中共中央頒布的文件有《中央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中共中央關于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制度的規定》《中共中央關于嚴格執行報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等。
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139-140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184頁。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全集·十二卷》（第二版增訂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3-94頁。
?《黨與黨報》，《解放日報》，1942年9月22日，第1版。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7頁。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62頁。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論黨的宣傳工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1頁。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七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356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20頁。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70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126頁。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433頁。
?逢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664-667頁。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頁。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2頁。
?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選編（1938-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0頁。
?江澤民：《關于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在新聞工作研討班上的講話提綱》，《人民日報》，1990年3月2日，第1版。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1-502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18頁。
?《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 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劉云山出席會議并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第1版。
?《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 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人民日報》，2016年2月20日，第1版。
?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史稿（1921-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40頁。
?孫武霞、許俊基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5頁。
?《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 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劉云山出席會議并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第1版。
?《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 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人民日報》，2016年2月20日，第1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第117頁。
?王潤澤、王婉：《黨管媒體:新中國新聞事業管理原則的歷史考察》，《現代傳播》，2021年第4期，第40-46頁。
?新華社：《習近平視察解放軍報社并發表重要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5-12/26/c_135932625.htm,2015年12月26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24-125頁。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22頁。
?“不完全的黨報”，“完全的黨報”的提法來自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給何凱豐的信，信的開頭提及“今日與博古談了半天，報館工作有進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
?《致讀者》，《解放日報》1942年4月1日，第1版。
（汪苑菁為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鄭保衛為廣西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唐玲為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